股票网上配资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处分、打击和排挤的

1956 年9 月，毛泽东曾经谈到，面对错误的处分、打击和排挤以及由此而来的“冤枉和委屈”，“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总体而言，如果将“从此消极”字眼去掉，则上述两种态度几乎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毛泽东遭受处分、打击和排挤之后的反应。具体而言，受到错误的处分和打击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很气愤，不满意”；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认为当年的处分和打击是有益的“教育”和“锻炼”。

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方面，在错误打击之下，毛泽东并没有“从此消极”，而是在自己负责的政府工作中积极履职，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查田运动等工作。即便在军事上被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但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及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毛泽东依然多次提出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其“不消极”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受到错误处分和打击的毛泽东，其“很气愤，不满意”也是真实存在的。毛泽东在红4 军党的七大后离开红军队伍。1929 年9 月，红4 军前委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红4 军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回信将陈毅折中调和、维护团结的办法斥为“陈毅主义”，并有“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的愤慨。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各种打击，毛泽东当时就曾经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到处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应当说，面对错误处分和打击，内心深处“很气愤”和“不满意”，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的正常反应。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意见”的人。他坚信自己从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政策方法是正确的，不迷信所谓的“国际路线”和“上级指示”。不但“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而且在屡遭打击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1932 年11 月26 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

毛泽东说过“我是犯过错误的”，但“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而且“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虽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不承认和接受这些处罚，但是在现实面前毛泽东也开始发生些许变化。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在各种处分、打击和排挤的长时间痛苦磨砺下，毛泽东开始慢慢“转弯”。这种转弯的具体表现就是“忍耐”和“等待”。

毛泽东后来说：“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在1935年1 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终于结出了果实。

时位移人，在毛泽东成为军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当年的处分、打击和排挤在毛泽东眼中成为一种有益的“教育”和“锻炼”。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教育”和“锻炼”的益处就在于能促使人进步。

1960 年12月25日，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毛泽东讲了苏秦故意羞辱张仪，促使张仪发愤图强的故事之后，加以引申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不出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而且毛泽东现身说法，说“我就受过压”，并以自己“受压”的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

1962 年1 月30 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毛泽东在整理讲话稿时，引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话，同样是为了说明“受压”能够使人进步。毛泽东说：“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自己同上述人物有相似的经历。1964 年8 月18日，毛泽东又曾说，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正是因为“受压”，“心里有气”，所以发愤努力。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处分、打击和排挤能够发挥“教育”和“锻炼”作用进而促使人进步的原因所在。